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是统筹可持续发展与限控二氧化碳排放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选择。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方面所承担的义务、减排目标和重点领域也有根本性差异。
　　发达国家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社会进入内涵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增长缓慢，可以通过节能和发展新能源技术，使其在当前持续降低高人均排放水平，实现绝对减排。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处于工业化阶段，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对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需求强劲，二氧化碳排放势必有持续、合理的增长。核心任务是通过技术创新，使产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不断提高碳排放的产出效益。同时必须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地域间很不平衡，在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生活用能仍主要来自生物质直接燃烧，生活质量低下，而且造成了一定的生态破坏，迫切需要增加优质商品能源的供应，改善其基本生存状况。
　　就目前而言，我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70%左右发生在工业生产领域，而发达国家2/3左右是发生在建筑、交通等公共和私人消费领域。同时，我国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费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4，承担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而发达国家进口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则大于其出口产品。实质上，发达国家将其消费所需的二氧化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国内基于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而言，我国当前与美国相当，而按基于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2005年中国因产品进出口的净二氧化碳转移排放约8亿吨，而美国净进口约7亿吨，美国则高出中国15亿吨左右。因此，按国内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美国比中国高出约30%。
　　国内基于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可再分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产品和最终使用消费产品两部分的排放，中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其中50%以上，美国则有80%的排放用于最终消费，因此，就国内最终使用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二氧化碳排放而言，总量上美国是中国的2倍，人均则达8倍以上。所以，发达国家减排的重点领域是降低当前过高的消费排放，减少奢侈排放。而我国当前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主要是适应发展需求，且其中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品生产所产生的排放。同时，还面临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求。所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要全面统筹，既要改善和提高贫穷地区的生存排放，同时还要引导和规范富裕地区和群体的消费排放，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引导和调控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排放，并且控制和减少对外贸易中的转移排放。
　　走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之路，是一项既紧迫而又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艰巨任务。发展理念将决定发展路径，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发展路径后果的差别会越来越大，因此，要着眼长远，着手当前，逐步把以高排放为特征的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转变到以低碳为特征的技术创新型发展模式上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不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以高资源消费和高碳排放为支撑的发展道路，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同时向以低碳为特征的生态文明迈进，必须探索出一条新型的低碳发展路径，这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尚无先例。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受到国内资源保障和环境容量的瓶颈性制约。一方面，我国要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需比“十一五”期间付出更大的努力。随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实现相同的能源强度下降目标所需要的节能绝对量和节能难度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量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 如果2009—2020年GDP年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的适度较快水平，2020年一次能源需求量将达50亿吨标准煤，比2005年增加一倍多。一次能源需求总量增长过大将增加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达到15%目标的难度。同时，对国内资源供应保障、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
　　因此，从国内当前节能减排、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也必须大幅度降低单位GDP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当前，应把实现2020年自主减排目标与国内节能降耗目标相结合，作为约束性目标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相应统计、监督、考核和奖惩体系，并将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确保实现自主减排目标，力争做得更好。同时，作为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应从立法、机制、体制和教育等多方面入手，统筹国内和国际、近期和长远，将国内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有机结合，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