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2日凌晨，摩根大通与MARKIT联合公布的全球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报告(下称“报告”)显示，11月全球制造业PMI已从10月的52.2降至51.8，这是自2013年9月以来的最低值。其中，新订单分项指数从10月的52.9降至52.2。该PMI数据综合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数据。

　　报告显示，欧洲、美洲以及以中国为首的多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11月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均放缓。其中欧元区制造业活动下滑最为严重，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与意大利PMI制造业指数均低于荣枯分界线50.

　　就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全球制造业集体滑坡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长不稳，经济复苏缺乏动力。而我国制造业扩张徘徊在停滞边缘的原因在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增长动力不足。

　　全球制造业缓行原因

　　报告显示，美国11月制造业PMI放缓至54.8，低于10月的55.9也低于预期的55。对此，国际直接投资(FDI)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制造业每年冬季都会受到天气的不良影响，对其交通、生产造成不利。但美国在近几个月一直保持着复苏步伐，只是扩张之路开始趋缓。

　　而对于欧元区制造业PMI的下降，卢进勇认为，法国与德国的经济都不是很乐观，虽然欧盟从主权债务危机里走了出来，但并不稳健。欧洲经济属于老年经济也可称为发达经济，想要这种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几乎不可能，中速增长的难度也很大，其一般是维持着低速增长。

　　“欧洲的经济取决于几大因素：内部的调整、内需的拉动以及国际市场的状况。最主要取决于欧洲能不能进行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和生产模式的创新从而创造新的增长点。另外，金融市场也需要创新，使金融市场能够为消费和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动力。”卢进勇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室主任朱彤对本报记者表示，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固，欧洲央行此前已为提振欧元区经济推出负存款利率、购买资产担保债券等宽松措施，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也是决策者在看到一些不乐观的信号之后对其进行预期的修改所产生的结果。

　　“欧洲需要新的结构性政策调整，而让市场起作用是美国经济比欧洲复苏快的原因之一。欧洲之前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并没有产生效果，这就导致了现实与预期上的落差并且形成了恶性循环。”朱彤说。

　　如何提振中国制造业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0.3，创八个月以来新低；11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终值为50，正落在荣枯分界线，为六个月以来最低点。

　　“我国制造业增速缓慢，甚至徘徊在停滞边缘，与增长预期的缺乏有一定关系。若政府不采取措施，中国制造业PMI有可能继续下行并跌破50荣枯线。”卢进勇认为，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因素在于，国内一些行业的不景气，尤其是房地产产业日渐萧条，表面上来看是房地产行业的不佳走势，实际上还要看到房地产背后所反映的整个工业状况，因为房地产本身所拉动的就是工业上的增长。很多国家会把房地产和汽车产业作为龙头产业就是因为其产业链比较长。因此，中国目前房地产的萧条会导致工业受到影响。

　　卢进勇补充说，中国目前的投资市场、出口市场和消费市场都不太理想，这又会反向影响到工业的增长。其中，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人们对于收入预期的不满意造成了消费市场也处于不振状态。

　　首先，部分国家还存在战略猜忌。认为中国提倡共建“一带一路”是为了对抗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加强互联互通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战略腹地和势力范围，一些媒体甚至宣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后会加大异国军事入侵地风险，危及国家安全。实际上，这些揣测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主张的是开放的区域主义，欢迎任何有意愿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不是搞封闭集团。中国帮助邻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政治目的，不附加任何条件，比如铁路建设并不要求与中国同轨同距，在运营环节也不会要求超出资本权益之外的主导权。另外，中国也是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有力推动者，目前国内在通过建设自由贸易园区主动探索扩大开放的路径和模式，对外在积极推进高水平自由贸易网络建设，近期已与较大、较为发达的经济体韩国和澳大利亚结束了自贸区实质性谈判，也在积极与美国、欧盟商谈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

　　其次，国内对中国投入“一带一路”建设也存在一些质疑。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有近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也比较大，为何还将资金投向国外，并且对投资回报也不看好。这是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机制缺乏了解造成的。中国倡导的是合作共建，强调的是互利共赢，并不是单方行为；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资金来源都是多元化的，新宣布设立的丝路基金也不排除采取PPP模式，并且投向也包括中国在内，即使投向其他国家，也是采取商业运作的方式，有盈利要求，投资项目会有所选择，也会注意通过创新投融资模式来分散风险并满足各方的回报要求。

　　第三，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存在一定难度。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布局、人口地理分布密度存在较大差异，基础设施建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对于地域辽阔、人口密集的国家，客货运输量大、运输距离远，进行铁路运输符合技术经济要求，而对一些地广人稀、制造业发展滞后的国家，运输量比较分散，公路和民航运输技术经济性可能更强。在安排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先顺序时就会出现分歧。

　　第四，跨境基础设施投资涉及国家多、投资回收期长，易受政治因素影响。建设难，维护更难。若相关国家不能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利益考虑，很容易出现背离合约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是局部的或者是某一方面的，也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建设和运行。鉴于各国均有自己的法律，大多数国际仲裁机构相对国家主权比较弱势，对这种违约行为缺乏充分制裁的能力，跨境设施联通保障问题更为严峻。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毫无疑问，是多方共赢的。沿线各国应正视困难和挑战，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增强设施互通的重要性，立足长远和全局利益，坚定合作信念；另一方面要加强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协力消除合作障碍，减少制度成本。

　　除了要达成广泛战略共识外，在操作层面还应确立一定的规则和机制，规范合作行为。建议：

　　一是制定共同行动蓝图。建议沿线国家成立设施互通联合工作组。各国从自身和地区发展需要出发，提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程项目建议，经联合国工作组磋商、筛选出重点工程项目，建立项目库，并按重要性、紧迫性、条件成熟度确定建设优先顺序。对资金需求规模进行估算，并与金融机构对接，初步确立融资方案。

　　二是建立信誉约束机制。联合工作组要对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风险进行研究和评估分析，提出应对预案。建立合作信誉档案，根据早期合作成效调整后续合作策略，对合作较好的成员方进行奖励，而对不遵守约定的成员方给予信誉降级处理，增加违规、违约成本，提高合作主体的自律性。

　　三是创新投融资模式。创新和推广PPP模式，充分发挥国际性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资平台功能和对投资的引领撬动作用，为企业和私人投资提供资金配套、风险担保和信用支持等，在融资端调动社会资源，增强资金供给能力，在投资端分散风险，提升项目经营的风险承受和防控能力。

　　四是由易到难、务实推进。首先从需求比较迫切、建设难度小、盈利性强的项目入手，争取早见成效，发挥示范效应的同时，增加资金储备，为设施互通的持续推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